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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次级贷危机的成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次级贷危机的成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成因:引起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风暴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

利息上升，导致还款压力增大，很多本来信用不好的用户感觉还款压力大，出现违约的可能，对银行贷款的收回造成影响的危机。

在美国，贷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贷款无处不在。当地人很少全款买房，通常都是长时间贷款。可是我们也知道，在这里失业和再就业是很常见的现象。这些收入并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有收入的人，他们怎么买房呢？因为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他们就被定义为次级信用贷款者，简称次级贷款者。

由于之前的房价很高，银行认为尽管贷款给了次级信用借款人，如果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则可以利用抵押的房屋来还，拍卖或者出售后收回银行贷款。但是由于房价突然走低，借款人无力偿还时，银行把房屋出售，但却发现得到的资金不能弥补当时的贷款＋利息，甚至都无法弥补贷款额本身，这样银行就会在这个贷款上出现亏损。（其实银行知道你还不了。房价降温，另一方面升息都是他们一手掌控的）

一个两个借款人出现这样的问题还好，但由于分期付款的利息上升，加上这些借款人本身就是次级信用贷款者，这样就导致了大量的无法还贷的借款人。正如上面所说，银行收回房屋，却卖不到高价，大面积亏损，引发了次债危机。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通常采用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相结合的还款方式，即：购房者在购房后头几年以固定利率偿还贷款，其后以浮动利率偿还贷款。

在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加上前几年美国利率水平较低，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

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尤其是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购房者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次贷危机”。

对中国的影响:第一，次贷危机主要影响我国出口。

次贷危机引起美国经济及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而这其中最主要是对出口的影响。2007年，由于美国和欧洲的进口需求疲软，我国月度出口增长率已从2007年2月的51.6%下降至12月的21.7%。美国次贷危机造成我国出口增长下降，一方面将引起我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放缓，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小于劳动力的供给，将使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增加。

其次，我国将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趋缓的双重压力。

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以及我国冰雪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的农产品、生产资料、生活消费品等价格持续上涨，目前已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2008年1—5月份累计，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8.1%，流通环节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16.7%。同时，人民币升值又将进一步影响中国出口增长。

最后，次贷危机将加大我国的汇率风险和资本市场风险。

为应对次贷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弱势美元的汇率政策。美元大幅贬值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汇率风险。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美元贬值10%—20%的存量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在发达国家经济放缓、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元持续贬值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变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加速流向我国寻找避风港，将加剧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

次贷风暴之鉴

美国次级抵押信贷风波起于今春，延于初夏，在仲夏七八月间扩展为全球共振的金融风暴。虽经各国央行联手注资、美联储降低再贴现利率等干预措施，目前危势缓解，但其冲击波仍在继续蔓延。国内舆论8月以来已对此国际金融事件给予较高关注，24日以后，又有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报相继披露所持次贷债券数额新闻发生，更证明了中国在危机中难以完全涉身事外。

当前，准确估计包括三大行在内的中国金融机构在次贷债券投资中的损失，恰如整体评估此次全球次贷风暴整体损失之原委，尚嫌为时过早。然而，以宏观视角细察此次全球性次贷风暴积聚、爆发、扩散之路径，已可总结出若干经验教训，对资产价格泡沫畸高、资本管制将去未去的中国正是镜鉴。现实表明，金融自由化在本质上应当是金融体制的进步，其中包括风险防范体制的不断完善。监管层、金融机构、房地产业等领域的“有力者”，均应加倍警惕资产泡沫，切勿以今日的快感换取明天的伤痛。

国际观察家在分析此次金融风暴时普遍认为，美联储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衍生品市场脱离实体经济太远、金融文化仍有欠提高，乃是此次金融动荡的三大原因。其中尤以第一条为甚。

在美国历时最长的经济景气结束后，网络泡沫破灭、“911事件”等因素，迫使美联储连续降息。没有理由指责这一经济刺激政策的总体取向。但在具体操作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仍有值得反思之处。其最初两年降息力度过大，真实利率有时甚至为负；此后虽连续17次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由1%上调至5.25%，美元仍处于长期的贬值阶段。以通胀指标考察，美联储在经历了初期的成功后，在2003年下半年到2005年下半年，也曾出现月度CPI涨幅略高的情况， 2005年9月甚至达到4.7%。美联储在加息上过于谨慎，应变迟缓，对于全球流动性过剩难辞其咎，更形成此轮金融动荡的根源。由是看来，货币当局正确判断形势并果断采取措施，至为重要。

衍生品市场链条过长，而基本面被忽略，也使风险不断放大。美国的次级抵押信贷本始于房屋的实际需求，但又被层层衍生成不同等级的资金提供者的投资品种。而次级按揭客户的偿付保障与客户的还款能力相脱节，更多地基于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在房屋市场火爆时，银行得到了高额利息收入，金融机构对房贷衍生品趋之若鹜。一旦房地产市场进入下行周期，则违约涌现，危机爆发。因链条过长，市场的自我约束和外部监管都变得相当困难；因中间环节多为“别人的钱”，局中人的风险意识相当淡薄。长链条固然广泛分散了风险，但危机爆发后的共振效应可能更为惨烈。

次贷风暴还表明，纵使在美国这样金融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大众层面的金融文化仍有待提高。种种报道表明，在美国申请次级抵押的信贷者中，许多人甚至不知何为复利，亦不会计算未来按揭成本，但仍然兴致勃勃申请了自己本无力偿还的房贷，住进自己本无力购买的房屋。如此行事者大有人在，然而，大众性癫狂永远无法战胜市场涨跌无常的铁律，泡沫的突然破裂必然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创痛，首当其冲者正是误入泡沫丛中的弱势群体。

此轮次贷风暴还对现有美国金融体制提出了诸多挑战。可以想见，从长远计，危机必然成为市场革旧布新的重大契机。而美国监管当局应对危机的举措，也当在治标与治本的双重意义上给予更多关注和解读。7月18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已对这些举措作了详尽阐述。其核心是保护市场正常运行，主要手段有二：一是法治，修订旧法，颁布新规；二是信息披露，打击金融机构向购房者、债券投资者欺诈兜售的行为。另一方面，布什在其8月31日讲话中宣布，联邦住房机构将为那些陷入困境的贷款者提供担保，使其以优惠利率获得融资；并表示，政府的工作是帮助购房者，而不是救援投机者，也不是救援那些明知没有能力仍然购房的人。市场指数涨跌并未成为“监管指南”，市场玩家意志无法左右货币当局，正体现了“政府远离华尔街”的基本原则。

2008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财经》曾于6月下旬出版前马来西亚央行高级官员及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先生有关专著，用意即在从邻人血泪中吸取经验教训。相较亚洲金融危机，此次全球次贷风暴对中国既为再度警醒，又在时间和案例的层面更具贴近性。由人民币的巨大升值压力为本，中国面对的资产泡沫只会更为庞大，中国房地产市场和股市风险估值过低、风险防范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今天的“理论者”如何以“新兴市场”、“人口红利”等种种说法自我宽慰，清醒者没有理由不考虑未来的风险代价，未雨绸缪已再不可拖延。不独如此，随着6000亿元特别国债发行，中国外汇投资大规模出海蓄势待发。次贷风暴警示对于未来“走出去”的战略安排亦是意味深远。

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在眼前的全球性次贷风暴对中国人可能是件幸事。认真体味此次风暴之教训，我们应尽可能避免危机的种子在中国生根发芽，引致未来无穷祸患。

面对美国次贷危机中国应采取的措施

当前，面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趋缓的双重压力，我国应采取灵活从紧的货币政策，避免经济的“硬着陆”。同时，应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采取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减免税、增加政府投资和支出、提高社会福利保障水平、加快医疗体制改革等措施刺激经济的增长，使经济仍然能够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速，以缓解就业压力。

A.灵活从紧的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上仍然保持紧缩态势，但要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灵活调整，防止过度紧缩，可实行谨慎加息。当前的信贷控制在实质上已经提高了企业的资金成本，进一步提高利率对经济面的打击可能会很大。

B.积极的财政政策。

(1)扩大政府投资。根据以往的经验，出口的下降对国内的投资增速将造成一定的拖累，需要采用扩大政府投资的方式来对冲这部分的影响。投资的重点领域是受雪灾、地震影响较大的基础设施以及农业基础设施。

(2) 增加政府支出与补贴。继续扩大社保和医保的覆盖面，体现教育的公平性；加大农业直补的方式鼓励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

(3)减免税收。减税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有利于企业增加投资、扩大供给，有利于居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包括取消利息税、进一步提高所得税的免征基数、进一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补贴等。

C.抓住时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调整出口产业结构。我们应该抓住有利时机，逐步降低加工贸易和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逐步提高一般贸易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同时要继续坚持不懈促进节能减排。

美国次级贷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次贷风险的滋生主要是源于抵押贷款机构放松贷款条件，为不具备还款能力的高风险客户提供了信贷，而投资银行创造了大量基于这些贷款的高风险衍生证券。金融机构应强化稳健经营意识，在业务创新与风险防范之间取得平衡。

本次危机暴露出评级机构存在失误。由于直接参与衍生产品的设计并为其提供评级，评级机构面临明显的利益冲突，丧失了独立性。关键在于，当前的国际评级市场具有明显的寡头垄断性，评级结果存在对主要发达国家企业和债券评级的普遍高估以及对其它国家的普遍低估的现象，评级机构的公信力受到削弱。报告认为应增加现有评级体系的竞争性，避免评级结果的系统性偏倚。

此外，报告指出，金融监管应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要加强对复杂金融产品的风险监管，特别是，对信用衍生品等的监管要改进，要强化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机构对基本债务人的债务履约能力的监督责任。

每一次危机都是新的，但都是流动性危机。流动性来如汪洋，去也匆匆。中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从7％已经下降到目前的1％－2％，流动性富余已经不大不错，美国次级房贷只是美国房贷市场的很小一部分，目前次级房贷危机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损失与已知的大危机相比也还相对较小。但其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远比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时大，而且正在演变成继上世纪80代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10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市场大危机。其理由有二：金融风险指标和各国央行的反应。先看金融风险指标：反映流动性紧缺程度的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在短时间内从5．3％就下跌到4．7％以下，其幅度超过了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的程度。VIX指数上周（8月17日）超过30，达到危机水平。VIX指数是描述金融系统波动性或风险增加的一个重要指标，金融市场运行正常之下的VIX指数在10到12左右。危机已经迫使各国央行采取史无前例的联合行动。本次危机虽然产生于美国金融市场，但当德国产业投资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遭受危机的巨大冲击之时，欧洲中央银行被迫率先（8月9日）向欧洲金融市场注入1300亿美元。紧接着，美联储也向美国的银行体系注入240亿美元；随后，澳大利亚和日本的中央银行也都注资救市。8月9日、10日两天之内，全球中央银行向市场注入3223亿美元的资金。就在8月17日，美联储还被迫降低再贴现利率50个基点，将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融资的抵押品范围扩大到次级抵押债券，并鼓励商业银行通过中央银行贴现窗口融资，来缓解危机的迅猛扩散。21世纪新危机这场危机爆发自今年3月，在8月份来势凶猛，让全球央行似乎有点措手不及。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危机？我的判断是，这是21世纪的第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每一场危机都是新的，不变的是都有流动性危机的一面。这里说“新”有几个含义：一是危机源自于最发达国家，然后蔓延到全球。自1929年以来发生的金融危机，基本都是源自于发展中国家，比如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当然，美国1990年代也发生过存贷危机，德国、西班牙也出现过银行危机，但没有造成全球影响。因此，我们把金融危机防范的重点都放在了发展中国家身上，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问题有所忽视。但现在危机突然由发达国家爆发。二是危机发生的机制是新的。从危机伴随的现象看，在这场新危机中，汇率不再是主要问题。在以前的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中，危机发生国的货币往往会大幅贬值；但本次危机中，美元还在升值。坚挺的原因在于，美元不仅是各国政府的储备货币，也是全球交易的最重要度量单位，不可能对自身贬值。金融机构在危机中，纷纷抛售次级放贷债券等低信用级别债券，买入美国国债，从而形成对美元的需求。从危机发生的传导机制来看，拉美债务危机等传统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流动性的断裂，引起汇率变化，然后再影响到银行，或者先银行再汇率，最终进一步传导到实体经济，其传导模式是流动性＋汇率＋银行，或者流动性＋银行＋汇率。但本次危机首先是次级信用的房贷违约率增加，引起投资于次级贷债券市场的数量分析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巨亏，然后影响到国际大投资银行，进一步传导金融市场出去的。其危机传导的机制是流动性＋信用＋金融市场模式。挑战全球央行各国央行在应对传统金融危机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方法中，都比较成熟了。发展中国家也通过向发达国家学习，逐步掌握防范危机的知识和技能，比如增加外汇储备、控制财政赤字，完善银行体系的监管等。本次危机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以数量分析为基础的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而以基本面分析为基础的基金损失还相对较小。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以数量分析工具对次级抵押债券定价，是目前金融工具最为复杂的，这让中央银行家们全面认识这场危机，找出相应的解决途径，颇具挑战。在传统金融危机中，如果银行发生危机，中央银行去救助金融机构，就是在救中小储户，使企业免予倒闭，从而避免社会更大的失业；如果出现汇率／货币危机，中央银行直接动用外汇储备（如果还有的话），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国家央行求助，在汇率市场干预，比如1994年的墨西哥，虽然也会受到一些人士的批评，但都合情合理。在本次危机中如果央行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助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市场，则相对困难。参与次级贷款债券投资的都是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不向中小储户开放的，“是有钱人玩的游戏”。中央银行直接救助资本市场则相当困难，至少比干预汇率市场要困难得多。促使金融机构之间彼此救助也不容易的，因为这些金融机构之间都是竞争关系。当然，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时，在美国纽约联储的牵头下，被高盛、摩根等13家与之交易的金融机构巧妙救援。但这些机构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是客户关系，金融机构救助自己客户是说得通的。现在深陷危机的都是大投资银行，他们是竞争关系，救助难以向自己的投资人／合伙人交待。况且，本次危机给投资银行带来巨大冲击远大于亚洲金融危机。启示亚洲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痛定思痛，都在努力改善自己的宏观经济政策，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但发展中国家如果以为这样可以避免危机，或者“独善其身”，则答案并非如此！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今天，只要你是金融市场中的一员，其他国家如果发生金融危机，你就很难不受影响。在过去的一周，亚洲股市出现全面暴跌就是一个证明：韩国、日本一周下挫11．4％和9％，香港恒生指数在上周五也一度狂泻近1300点。而就在两周前，亚洲金融市场还弥漫着乐观情绪，认为本次危机不会对亚洲造成多大的冲击。事实上，在本次危机中，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全球的基金经理，就在全球寻求变现的机会，即使亚洲本省比较健康。更有甚者，恰恰是亚洲经济好，面临流动性危机的全球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更要到亚洲市场变现，让亚洲的折价达到全球的水平，成为危机变现的“牺牲品”。第二个启示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关注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包括里面的衍生工具，以及具体交易机制，以助于采取措施应对外来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因为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城门失火”，会殃及发展中国家的“池鱼”。但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必须积极推进，除了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之外，要积极增强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健性。第三个启示是，每一次危机都是新的，但都是流动性危机。流动性是金。事实上，我们看到，美国在本次危机之前和初期，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都十分充裕，但到了7月就突然紧张起来，以至于后来出现流动性枯竭。流动性是具有内生性的，来如汪洋，去也匆匆，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也应该掌控节奏，让流动性留有一定的富余空间。随着法定存款准备金水平上调到12％，中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从7％已经下降到目前的1％－2％，流动性富余已经不大。同时，中国其他宏观调控政策也要留有余地，以减少外界因素突然影响对中国意想不到的冲击。

次贷危机给中国的启示

和美国相比，如果经济减速，中国房地产市场仍有两点优势。首先，中国房地产市场规模远远小于美国，这意味着借款人违约数量增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美国不能同日而语。其次，即使违约率上升，大多数抵押房产的首付款和近期的升值可以抵消影响。这将使中资银行免于遭受美国同行经受的损失。不幸地是最大的输家是房屋所有人，因为他损失了数额可观的首付款。

最重要的教训是，资产证券化过程必须对所有投资者保持透明。抵押贷款证券化存活得越久，他就越成功，提供其他更激进产品的愿望就越强烈。只要购买证券的投资人能真正理解伴随产品的风险，该体系就能正常的发挥作用。如果过程不够透明或者让人迷惑，就像美国的情况一样，而导致投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买些什么，问题就会应运而生。

另外，中国贷款也应该找出充分获取借款人历史信用的办法。只有在那种情况下，信用风险过度的借款人才能获得贷款。最后贷款业应该设定较低的抵押贷款还贷收入比例的门槛。和目前首付款要求相衔接，这个数字不能超过50％。如果借款人被允许花费大比例的收入支付月供，且经济继续放缓，那么房地产市场崩溃的所有必要因素就都已经具备了。

经济逆转对任何国家而言，都不可避免，包括中国。因此当经济强劲时，未雨绸缪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经济降温，这些目前苦苦经营勉强还贷的供房者，那时他们的还贷能力又将会怎样呢？

中国贷款业应该从他们的美国同行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思考危机的内涵。是时候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使任何对中国经济的负面长期影响最小化。

左小蕾：次贷危机带来六大启示

左小蕾认为，全球都低估了次贷危机的影响，去年8、9月份采取的措施并没有意识到次贷危机的严重性，仅仅是一些短线的救市动作。同时，左小蕾认为，在应对次贷危机的冲击时总结一下其对金融市场的启示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她认为，次贷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兴市场的金融自由化要与承受能力相匹配。“金融自由化推动的是金融资本，次级债整个就是要帮助那些金融资本追求高风险高收益，它创造了很多的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最后就过火了，就过分了，没有风险的时候能得到高收益，但如果有风险的时候就未必是高收益了，风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于新兴市场来说你可能承受不起。所以新兴市场的金融资本的自由化，应该与经济发展程度，与经济调整的弹性、能力，特别是金融体系、风险防范的能力等等承受能力要匹配，不能够超越。否则的话就会带来很多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还不能自救，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来拯救市场，欧洲可以通过欧元这种国际货币的地位拯救经济和市场，可是新兴市场国家是做不到的。”

二是虚拟的经济跟实体的经济不能离得太远。“次贷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在它的基础上又发了很多的衍生产品，一级一级的衍生上去，而且这些产品总的市值最高的时候大概是大大超过了GDP总量，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大泡泡，后果就是爆发金融危机，无非就是两个结果，第一个就是爆发金融危机，全球都在为它买单，金融市场震荡，经济可能还要持续低靡。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救市，然后全球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全球经济危机也是在高通胀下一触即发，所以这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特点制造很多大泡泡，最后结果都是经济危机，所以我们必须要思考金融市场的体制，金融市场是不是要走这么远？虚拟经济是不是要走这么远？”

三是金融服务业是不是要回归到主营业务。金融服务业是要追逐高风险高收益还是真正的提供服务？“把金融市场变成一个真正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地方，最后推动经济的成长，这是金融服务业对经济的最基础的也是最根本的贡献。”左小蕾认为，“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定的限度，次贷危机应该提醒我们金融行业要怎么发展？主营业务实什么？这些都要有一个根本的思考。”

四是美元本位的问题。左小蕾认为，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一个相应的国际金融体系来平衡和管理。如果美联储根据美国的经济来实施货币政策，那么其救市行为可能会造成全球的流动性过剩，造成全球的通货膨胀。因此，她认为，面对美元本位的现状，必须要有应急的措施，以便将风险降到最小。同时，左小蕾建议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将这些问题提出来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五是继续完善国际游戏规则。左小蕾认为，次贷危机以后有些国际游戏规则要改善，有些要加强，有些还要从根本上改变，还有很多的要深入探讨，比如监管体系。至于是要严加监管还是不要监管，左小蕾表示，事实证明有进一步加强监管的要求。

六是金融市场的创新。“金融市场的创新体现在金融产品的创造上，通过次贷危机的影响可以看到金融市场的创新需要一定的规模限制。